十九世纪末期,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被引入巴西,逐渐在巴西社会各阶层传播开来。在20世纪上半叶,足球已成为巴西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从1930年代开始,在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 的统治下,政府利把足球作为构建国族认同和平息政治动荡的工具。巴西足球精心打造了“种族民主”的神话,特显了巴西国族的包容性特征。通过足球运动,借助媒体与广播、电影的宣传与支持,巴西政府把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民众联合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构建了巴西国族认同。

关于究竟是谁最先把现代足球引进巴西仍存在疑问,但根据巴西官方认定,出生在圣保罗的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1874-1953) 最先把足球带到巴西。米勒的父亲是苏格兰移民,母亲是英格兰移民后裔,年青时曾去英国求学,学成返回圣保罗后,于1894年成立了巴西第一支足球队,隶属于圣保罗竞技俱乐部(São PauloAthletic Club)。1901年,米勒参与成立“圣保罗足球联盟” (Liga Paulista de Foot-ball),举办了首届圣保罗州足球冠军赛。在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英国移民后裔奥斯卡·考克斯 (Oscar Cox) 把足球带到该市(1902),他也是弗鲁米嫩斯 (Fluminense Football Club)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

在足球被引进巴西的头几年,足球是白人精英的体育运动,富家子弟聚集在一起踢足球,填补其空闲时间。贫穷的男孩 (包括黑人)只能在赛场外观看,并把朝他们飞来的皮球踢回场内,从而体验踢球的感觉。这类似于网球运动,球童们将落在场地边上的网球捡起来,掷还给它们的主人— 白人运动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足球在英资工厂里得到推广。为了娱乐,工厂们利用午餐休息时间,在街头或车间的院子里进行即兴式足球比赛,因此,在工业园区附近涌现出许多小型俱乐部。随着球队数量的增加,比赛越来越多,训练和比赛被安排在周末进行。

在巴西,20世纪初的头一二十年中,怎样打发城市平民和产业工人的闲暇时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者) 发现由于缺乏业余文体活动,工人在闲暇时间里大量酗酒,这种状况不但会削弱工人体质,而且会削弱他们反抗剥削的斗志。里约热内卢出版的由无政府主义者编辑的期刊《工人之声报》 (Voz do Trabalhador)表达了这种担忧:“毫无疑问,酒精是人类最大的祸害。与之作斗争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的责任”。巴西的左翼报章杂志都提倡组织民众定期进行身体锻炼, 养成卫生习惯, 并教育平民反抗剥削。也许是无意,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倡议也启发了资本家。资方和政府也觉得工人酗酒会破坏生产力,并影响地方治安。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巴西出现了很多社会福利组织,工会,文化,体育和娱乐组织也得到了扩展,很多组织甚至是由雇主们供养的。

工厂组织的足球运动一开始只是一种消遣。渐渐地,资本家发现,因为企业关心工人的身体状况和休闲,社会对公司看法更积极,生产出的产品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因此有不少工厂给球队提供场地,购置设备,参加俱乐部行政结构,为俱乐部冠名,提供资金等。工厂通过诸如此类的渗透,减少工人俱乐部的自主权,降低它们的抵抗力,特别是减少工人的政治行为(罢工和工会斗争)。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和者开始反对足球运动,认为它是“资产阶级体育运动”,是“文化”,它会引起球队之间(工人阶级内部)的对抗,瓦解工人阶级的团结。巴西工人运动面对足球运动的犹豫不决的立场,并没有阻止它在城市工人中的普及。1929年的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摧毁了巴西旧共和国(1889-1930),但是足球并没有被摧毁,恰恰相反,越来越受欢迎。1910年至1930年之间,随着足球的普及和球队数量的增加,比赛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球队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开始要求球员的技术越来越好。那些郊区工厂组建的足球队(例如班古俱乐部Bangu Futebol Clube)为了方便球员训练,也允许足球队在训练日和比赛日提前下班;主力球员可以在工厂里挑选一个轻松的岗位。对于那些不愿读书或者无条件读书的平民子弟来说,踢足球开始被视为一种有前途的谋生手段。

随着足球在巴西普通民众中迅速发展,一些小型俱乐部开始吸收黑人做球员。这些俱乐部通常位于里约热内卢的普通居民区或郊区的工业区,它们吸收黑人球员的举动最初并没有影响到大型的精英俱乐部。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当时巴西社会的种族区隔与阶级区隔:白人和黑人区隔,精英俱乐部和平民俱乐部的区隔,市区与郊区的区隔。大家彼此保持距离,无需相互接近或者尝试相互接近。巴西社会的差异,从每个人的居住地就可以看出,不同的社区的人,参加不同等级的俱乐部,延伸到体育场馆本身,不同的俱乐部有不同水平的设施。平民俱乐部的球场非常简陋,与此相反,精英俱乐部的足球场,通常建有主看台和贵宾席,接待来自上流家庭的足球粉丝。

尽管也有少数精英俱乐部球队接受了一些黑人和混血球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歧视的减少。那时候,接受黑人球员还是孤立的现象,对当时的白人霸权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举例来说,球员亚瑟·弗里登赖克(Artur Friedenreich)是圣保罗市的“中产阶级混血儿”,父亲是德国移民,母亲是黑人,拥有绿色的眼睛。在进入比赛绿茵场地之前,他总是花几个小时,拉直卷曲的黑头发。另一个试图隐藏自己的黑人血统的著名球员是卡尔洛斯·阿尔贝托(Carlos Alberto)。他来自里约热内卢市美洲俱乐部(America Football Club), 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介意他的肤色,但是当他转会到精英球队弗鲁米嫩斯之后,卡尔洛斯·阿尔贝托很快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因为混血而受到歧视,因此他在进入球场前用白米粉撒满了脸。但他这种装白行为没有骗过公众,不久卡尔洛斯·阿尔贝托就被观众戏称为“白米粉”。后来,“白米粉”也成为弗鲁米嫩斯俱乐部的绰号。在某种程度上,精英球队并不关心一两个黑人的特出表现,因为他们只是属于“救场和替补”,只有当白人球员不在场,生病或发生急事,黑人才能上场踢球。此外,黑人球员人数少,根本无法动摇巴西社会的 “白人至上主义”。对上流社会来说,黑人的低度参与正好可以展示白人的高贵和有教养。

曼太加 (Manteiga,意思是“黄油”) 是里约热内卢最早出名的黑人球星之一。他是个混血黑人,曾经做过海军水手。他最初在一个名叫茂瓦(Mauá)的俱乐部踢球,他的机智灵活的踢球风格类似于另外一个混血球星弗里登瑞希(Friedenreich)。1921年,美洲俱乐部(America)看中“黄油”,并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同时还提供他一份工作。但是,美洲俱乐部的球员之间发生了分裂,有九名白人球员退出俱乐部,抗议聘用“黄油”。但是大多数白人球员留下来了,并与新来的混血球星一起训练。最终美洲队赢得了与弗鲁米嫩斯队的比赛(1921年4月17日)。种族主义歧视并不仅限于球场内部。即使在赛场上表现优异,“黄油”也很难与俱乐部的白人成员相处。他基本上不参加俱乐部的赛后聚会和庆祝活动。训练结束,比赛结束,“黄油”就回家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悄悄离开”。

黑人球员的反歧视行动也值得赞赏。圣保罗州的桑托斯(Santos)队有个混血球员,叫费蒂索(Feitiço, 意思是“巫师”) 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比赛中,顶撞了正在观看球赛的巴西总统华盛顿·路易斯。在1927年11月13日举行的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的邀请赛中,由于裁判不公,桑托斯球队在“巫师”的带动下,决定马上退出比赛,以表示抗议。正在体育场看球赛的总统下令比赛继续进行。“巫师”回敬总统说,国家大事,您说了算,可是在球场上,我们说了算。他勇敢地率领桑托斯队的球员退出了比赛。事后“巫师”被开除出球队,并且被禁赛2年。但是在1928年6月24日举行的巴西选拔赛中,“巫师”复出,再次取得亮眼的成绩。在巴西队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中,巴西队5比0取得胜利,而他一人独得4分。在这场比赛之后,巴西队获得193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参赛资格。国际体育媒体将“巫师”选为“足球皇帝”。巴西报纸的整个版面也充满了对“巫师”的赞语。

尽管黑人在足球界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巴西社会的种族歧视仍然是有曾无减。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中,巴西队被乌拉圭击败,黑人球员因此遭受了无数的辱骂。很多人怪罪说是巴西球员(更确切地说是巴西队的黑人和混血球员) 缺乏“男子气概”。那时候,黑人和混血人几乎成为“女人气质”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巴西失败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巴西队的黑人守门员巴博萨(Barbosa),以及黑人球员“胡子”比戈德(Bigode)。在胜者为王的法则下,巴西黑人和混血球员被严重污名化。巴西队近三分一的球员都是黑人和混血儿,就像巴西人口一样,很多人都有黑人血统。可是,在那个种族歧视弥漫的年代,具有黑人血统在巴西社会中并不是一种优势。在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上,巴西队被匈牙利淘汰。巴西队的失败再次被归罪于黑人和混血球员的“恐惧”和“胆怯”。

直到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上夺冠,巴西足球才开始征服国际足球的中心地位,洗刷了污名,黑人和混血球员才被巴西社会所接受,因为他们“为我们赢得了梦寐以求的胜利”,在足球比赛中,“贝利他们没有胆怯,没有焦躁,没有片刻的怀疑或软弱”。事实上,195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只有在头几场比赛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后,巴西队才开始起用黑人替补球员贝利,让他和混血球员加林查一起上场。他们俩的精彩配合,为巴西队赢得了58年世界冠军。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巴西黑人球员就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人们对足球的记忆是选择性的,武断的,他们记住的只是巴西队首次赢得世界冠军的“伟大时刻”。只有在赢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巴西足球的黑人元素和混血特征才得到赞赏。

在巴西,黑人从白人手中夺得踢足球的权力,创造了“种族民主”的神话。但是,“种族民主”的话语掩盖了巴西种族歧视和社会极度不平等的问题。巴西精英知识分子曾经很乐观地认为,始于足球运动的“种族民主”会逐渐扩大黑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度与广度,从而使得黑人和混血人有机会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事实上,除了足球、桑巴舞和流行音乐这些领域,黑人在巴西社会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不多。对黑人来说,想要获得成功,仅仅做到一个“好”字是不够的,他必须很优秀,甚至是最棒的。很多贫穷的黑人和混血人没有教练,也没有钱买皮质足球,只有“袜子足球”,在狭窄的街巷里凭“直觉”练球。但是,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在苦中作乐的社会环境中,在不利条件下的训练有时甚至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在艰苦的条件下的训练,巴西的街头足球才能孕育出高超的技术水平。

由于19世纪末开始的工业化,巴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大都市。大量的迁徙人口迫切地在仍未做好准备的大城市里寻找居住空间和就业机会。他们来自“乡下”,并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习俗留在了故乡。这些人离开了乡村的熟人社会,他们迫切寻找新的身份和集体认同,寻找新的情感基础与凝聚力,以取代遗留在故乡的社区关系和亲属关系。这些人发现自己被足球运动所吸引。他们穿着自己喜欢的球队的球衣,聚在一起练习踢足球,观看足球赛或者庆祝胜利。新旧“城里人”开始形成大小不一的“球迷共同体”, 他们交流情感,交流体验,从而产生了球迷的集体认同。

在巴西,绝大多数足球迷与足球队保持某种联系 — 因为它代表了球迷的故乡,或者是因为它代表了球迷们居住的城市、社区或社会阶层。里约热内卢的很多足球俱乐部通常采用所在的社区的名称(弗拉门戈,博塔福戈,班古,等等)。在圣保罗,随着城市的混乱发展,足球队除了以社区或城市命名,由于国际移民的增多,还涌现了一批由移民组织的足球队,比如尤文图斯俱乐部(Juventus),由意大利移民创立;葡萄牙俱乐部(Portuguesa),是葡萄牙移民建立的;科林提安斯俱乐部(Corinthians)是由西班牙移民建立的。由于巴西社会的阶级分化,每个大城市里至少有两个足球俱乐部,代表明确的社会阶层:一个代表弱势的社会阶层,受社会下层欢迎;另一个球队受中产阶级与富人追捧。

在巴西,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滥用”,球队的支持者喜欢使用“国族”(nação) 这个词汇,并且在公共场合展示 他们的“国族”身份。比如说,里约热内卢的博塔弗戈俱乐部的球迷,就按照俱乐部球衣的颜色自称 “黑白族” (nação alvi-negra); 弗拉门戈俱乐部的球迷自称“红黑族“ (nação rubro-negra)。圣保罗的科林提安斯足球队自称 “科林提安斯族” (nação corintiana), 等等。这些“族”名的创立也许是因为球迷需要与对手区分开。“我族”和“他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历史原因决定(宿敌关系),另一方面也随各赛季中球队积分的变动而变动(临时对手)。基于球赛的对抗局势,球迷集体之间的“敌对/友好”关系不断转换。

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我们可以把每支足球队的球迷集体理解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可以是俱乐部级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城市级或地区级的共同体。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由共同分享的仪式,日常实践,象征符号等文化元素构建而成。俱乐部的旗帜,纪念章,球衣,都是球迷“族”的被神圣化了的象征符号,这一点,类似现代民族的特征:定期举行特定的仪式,对著名人物进行英雄崇拜。在巴西,认同于某一支足球队就像认同于家庭和祖籍或宗教一样重要。孩子们成为某个俱乐部的球迷,为某个球星/球队加油,标志着他们与社会的融合。自从孩提时代开始,巴西人就必须选择一个足球队,充当其球迷。实际上,孩子们的选择并不“自由”,通常取决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大人们向孩子灌输了“对所属球队绝对忠诚”的价值观。

在球迷共同体中,甚至存在一个虚拟的“主权”概念。如果我们将“主权”定义为在给定的“领土”内执行一系列特定“法律”,我们会发现在足球迷的诸多共同体有“主权行为”。这是由于每个球迷群的“领土”都是虚拟的,每个群都有自己的“法律”, 该“法律”只有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之内有效。球迷群的虚拟“领土”因为他们与心仪的球队之间的真实联系而夯实。人们通常会发现,根据球队的比赛日期,某些街区或城市被认为是特定球迷群的专属区域。最后,在比赛的体育馆里,对立的球迷群体在赛场内自动分开,这就复制了赛场上的两支球队各自的“领土”划分。

因此,巴西足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它同时也是一种机构(institution)。它使得巴西社会和文化形态中的某些特征得到升华。它被当成巴西“种族民主”的课堂,黑人,白人,混血人在足球队里杂糅并达成均衡。足球是一种存在模式,一种生活方式。每支球队的球员之间,球迷之间,分享体验,分享爱好,分享政治观念。另外,足球用脚踢,球员不必具有特殊的身高。这可能有助于球迷产生“我也行”的心理,方便人们效仿球星,从而认同他所代表的俱乐部,所信奉的价值观,以及他所服从的权威。

与其它球类运动比如篮球、排球、橄榄球不同,足球比赛通常在草坪上进行。对日益“沥青化”的城市来说,草地是越来越短缺的资源。可以推测,球员与草地的这种亲密接触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可能会代表某种回归乡村的恋旧情怀,而这种乡村怀旧正因为城市生活的压力而变得强烈。此外,足球着重于脚的灵活性和对身体的巧妙使用,球员个子不一定高,也不一定要很强壮或快速。足球可以说是某种身体上的“民主”,允许任何人参与运动,并且在团队中发挥作用。足球的另一个“民主”特征是它的便利性。与其它体育运动相比,足球是一种相对便宜的运动,不需要大型设备,并且适合各种地形。在非正式比赛中,参加比赛的球员人数可多可少,场地可大可小。此外,比赛规则比较简单易行,又具有稳定性与统一性,有助于其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发展。

霍布斯鲍姆(Hobsbawm)认为体育运动 (尤其是足球)已经变成了构建国族认同的强大工具。足球队员之间,平时训练时即竞争又相互合作,这似乎模拟了战争中的“我方”与“敌方”的对抗。足球运动员就像是战场上的士兵,球迷们穿着球衣,跟随他们所崇拜的“战士”,在球场上为“我方”战士加油,展示他们对“我方” 的热爱和对“敌方”的愤恨。事实上,体育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最近的现象,也不是巴有的。霍布斯鲍姆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举办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的本意是为了缓和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消弭成员国内部的族群紧张关系。然而,在那个民族主义气氛笼罩的年代,体育运动有时也会加剧这些紧张关系。在1919-1939期间,国际体育竞赛已成为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一种表现方式。正如1936年所证明的那样,奥运会被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迷你”战争,几乎所有的奥运会和世界杯成员国都把体育运动变成为灌输民族主义情感的独特而有效的工具。

由于足球运动背负了太多的国族想像,足球比赛经常会引发暴力冲突,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引发国际战争。1969年,在3场足球赛失败之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发生了持续4天的血腥的“足球大战” (1969年7月14日至18日),造成了2100人伤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虽然在美洲国家组织(OAS)干预下,双方谈判达成停火,但是两国在十多年后才最终签署和平条约。两国之间的战争,使冲突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

每一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巴西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异常高昂。根据盖德斯(Guedes)的说法,巴西人的国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期间,甚至可以通过国家足球队的赛场表现进行评估。巴西人自己也认为,只有足球运动才能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当足球比赛与诸如“祖国”或“国族”之类的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时,这些抽象的概念就具体化,变成一种确定的事实。当一支球队,通过艰苦鏖战,击败对手,获得荣誉的时候,一种国族荣耀感就油然而生。在世界杯国家队之间的激烈比赛中,足球与国族主义之间产生了完美的结合,甚至那些独裁政府也因为足球场上的胜利,获得了暂时的合法性。

1930年的瓦尔加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巴西社会,但是巴西足球尚未实现全国的统一。圣保罗的竞技运动协会(APEA)与里约的巴西体育联合会(CBD)相互之间闹矛盾,主要原因是后者(CBD)坚持足球运动的业余性,反对球员职业化。“业余派”与“职业派”的纷争,实际上就是“精英派”与“平民派”的争吵,甚至也可以说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斗争。最后,代表白人精英阶层的“业余派”占据了上风。巴西派出一支由业余球员组成的国家足球队去意大利参加1934年的第二届世界杯。这导致巴西队在首轮比赛中就被淘汰了。尽管如此,巴西政府仍然获益匪浅。墨索里尼将世界杯转化成巩固法西斯政权的工具,这个事实刺激了瓦尔加斯。他开始着手将足球运动置于政府的掌控之内。1937年,巴西体育联合会(Confederação Brasileira de Desportos-CBD)接受了足球职业化,掌控了巴西足球和其它体育事业的领导权。

1938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法国举行。瓦尔加斯清楚地意识到本次世界杯的重要性。他同意自己的女儿作为巴西国家队的教母,并向巴西代表团提供了20万巴币的政府拨款。巴西体育联合会从巴西最优秀的球员中精心选拔,组建了巴西历史上最好的球队。在国家队出发前往法国之前,瓦尔加斯特地接见了所有球员,并明确表示冠军头衔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还特别鼓励黑人球星莱昂尼达斯,希望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为巴西夺得荣耀。

由于巴西队拥有世界最强的阵容,加上政府和媒体的大力宣传,巴西人对本次世界杯足球赛充满了热情与期待。足球赛成为巴西报章上的主要话题。在法国的报纸中,在一段时间里,对巴西队的报道甚至盖过了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广播电台首次实况传播了巴西队的比赛。那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操作,需要通过越洋电话进行播送,每次直播要花费近10万巴币。这是巴西广播电台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播来自欧洲的足球比赛的现场解说。解说员加利亚诺(Leonardo Gagliano)成功地把比赛现场实况传播给了收音机前的巴西听众。虽然广播里有些杂音,但巴西人完全可以听清楚解说员魔术般的现场解说。整个巴西都被他的精彩解说吸引。

1938年6月份,巴西举国上下,因为世界杯整整兴奋了一个月。为了收听巴西队比赛的实况广播,很多人缺勤,政府后来干脆宣布国家队比赛的当天,民众可以不上班。在6月16日对阵意大利队的半决赛当天,联邦特区各级政府部门提前下班,以便工作人员收听收音机的现场直播解说。尽管巴西队是最有希望赢得冠军的球队之一,但是巴西队不幸败给了东道主意大利队,最终夺得了第三名。在这一届世界杯比赛中,巴西黑人球员列奥尼达斯·达席尔瓦(Leônidas da Silva)成为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一人踢进7球。回国之后,他成为全体巴西人民的偶像。列奥尼达斯开始在巴西的所有报纸上抛头露面,他还受邀参加商店的开业典礼,甚至成为牙膏广告的代言人。

总统本人对足球的巨大影响力深有体会,在他的私人日记中,瓦尔加斯评论道:“足球比赛垄断了国人的注意力。巴西队输给意大利使民众大失所望,感到极度悲伤,就好像是全国人的耻辱一样”。虽然巴西足球队只获得了第三名,但是当他们返回国内时,他们获得了道义冠军。在里约热内卢登陆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上迎接了国家队成员。球员们在敞篷汽车上,被誉为民族英雄。

1935年11月,巴西掌控的军队举行了武装起义,试图推翻瓦尔加斯政权。在了暴动之后,瓦尔加斯趁机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并实施新闻审查制度。在1937年,瓦尔加斯宣布“新政”,施行了更加严格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控制。不服政府管制的《圣保罗州报》在1940年被政府接管,其他报纸也受到严格监控,很多新闻记者选择了与瓦尔加斯政权合作。那些顺从政府的媒体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扶持。政府控制新闻界的主要手段是纸张配额—能否获得纸张取决于该媒体对政府的态度。在瓦尔加斯“新政”时期(1937-1945),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对党被禁止,瓦尔加斯成为无可争议的国家元首。

总体上来说,瓦尔加斯执行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路线。在社会控制方面,瓦尔加斯政府极力打造政府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形象,在政治上,政府利用了法律条款,严厉左翼运动。面对民众的福利诉求,瓦尔加斯采取了民众主义路线,颁布了保护下层民众利益的劳动立法,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政治操纵。瓦尔加斯成功构建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形象,他的民族主义的“强人政府”的基本特点是:个人魅力,家长式统治,维持领袖与城市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亲民的政策,瓦尔加斯成功地把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笼络到身边,从而顺利实施的其执政理念。

政权对工人及其组织的监护始于1930年代初,并在瓦尔加斯新政时期(1937-1945)得到空前强化。但是,也正是在瓦尔加斯的新政期间,巴西政府明确地认可了工会组织几十年来的诉求:(1)颁布工会法(1939年),新成立的劳动部统管所有的工会与行业协会,将它们转变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实体。工会法消解或弱化了工会的对抗性,削弱了阶级斗争;(2)建立劳动仲裁法院(1939),调解劳资纠纷,减少了劳资对抗;(3)向企业征收工会税(1940),政府征收工会税,并利用工会税收把工会供养起来;(4)颁布最低工资法(1940),提高劳工的薪资待遇;(5)颁布《劳动权益法》(1943),规定8小时劳动时间;带薪休假;无正当理由不得辞退工人;工人享有养老福利等等。瓦尔加斯的关心和保护社会底层民众的执政路线,使他赢得了“穷人的父亲”的美誉。

瓦尔加斯深知,单靠足球运动是无法构建国族认同的,政府必须综合利用教育,文化,体育,媒体等手段,向全体国民灌输国族主义思想。瓦尔加斯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校必须使用官方语言—葡萄牙语(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定期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中小学生的笔记薄和练习本上必须印有国歌的歌词;学校课程表上必须有体育课(通常是足球)。瓦尔加斯还要求公立机构宣传自己是国家领导人,在报章上刊发他的照片,在办公场所悬挂他的画像,从而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城市贫民中形成了一股对他本人的崇拜。为了使巴西民众凝聚成为一个“国族”,瓦尔加斯开始在全国建立体育场,夏令营,俱乐部和体育学校。1937年,体育课被列入国民基础教育的必修课,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必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1941年,瓦尔加斯政府成立了国家体育委员会 (Conselho Nacional de Desportos – CND),该委员会隶属于教育和卫生部。CND的任务是指导,监督和鼓励巴西的体育运动,能够授权或禁止巴西参与国际体育比赛。它同时也监督巴西的体育活动,监视巴西体育运动员的言行。

巴西政府对体育运动的干预既可以看作是适应了历史潮流,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创新。因为在此之前,巴西的体育运动基本上都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政府很少有参与。从瓦尔加斯上台以来,政府指定专职部门组织,赞助,促进和控制全国范围内的体育活动。在瓦尔加斯政府中,体育开始被视为政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这不仅是因为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巴西群众中的普及,并受到巴西社会的追捧,而且,很有可能是瓦尔加斯政府受到了外部影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权对拉丁美洲的统治者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他们两者都把体育运动看作政治宣传的工具。

瓦尔加斯政府设立了“种族日”(9月5日)和“青年日” (9月22日) 专门推广“新种族”的理念(即通过混血与文化杂糅,形成“种族民主”)。在独立节(9月7日),巴西政府通常会举行为期一周的庆典。在大型足球场里,或者大马路,大广场上举行大规模的节目表演。穿制服的儿童与青少年排成方阵,组成队伍,歌颂祖国,高举无处不在的领袖的画像,呼喊赞颂领袖的口号,并向观众展示他们的无限骄傲与自豪。自从瓦尔加斯在1937年实施“新政”以来,在政府举办的公共庆典活动中,“新国族”的话语几乎被神化。总统希望在他的领导之下,通过锻炼“新一代的年青人”,把一个分裂的,内讧不止的国族凝聚团结起来。

足球是瓦尔加斯政府进行国族构建的主要工具之一。除了足球运动,政府也利用教育,广播,电影,音乐等手段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思想。政府利用足球运动,成功地在民众中树立了“种族民主”的国族神话,把一盘散沙的巴西人民串联起来,构建了国族身份认同。足球场不仅是公共表演场所,同时也是政府的宣传场所。政权以组织控制,财政支持等方式,巧妙地控制了足球和其它体育运动。同时,体育运动所产生的节日气氛也掩盖了政府的专制。

【本文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年第1期。作者:束长生 (Shu Changsheng),江苏人。现为巴西圣保罗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巴西华侨华人,中巴关系史,中国现当代史,中国知识分子。1989年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95年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弗洛敏内斯联邦大学攻读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2019年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著有葡萄牙语版《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FGV, 2012)和《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1956-1957》(APPRIS, 2019). 涉及巴西华侨华人研究的论文有:“巴西华侨华人研究文献综述与人口统计” (中文版)和 “中国移民在里约热内卢, 1910-1990” (葡萄牙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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